被告人最后陈述的意义是什么?

beplay 12 2020-06-08 23:50:17

每个人都从司法实践的经验中回答这个问题。作为一名学生,我将试图从理论的角度提供一些想法。为了系统而严格地证明这个问题,我需要查阅大量的数据和研究结果。作为一名狗考官,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在此,我想就我的浅薄知识发表一些看法。~如果有任何错误或遗漏,我欢迎专业的批评和纠正~

首先,被告的最后陈述有助于发现案件的真相?

刑事诉讼是国家对犯罪分子行使刑事起诉权,依法剥夺和限制其民事权利的活动。随着自然人权概念的普及,“合法”地剥夺和限制人权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特别是对于那些对强大的国家机关没有抵抗力的普通人来说。因此,我们需要刑事诉讼法来“笼”国家检察机关的权力。

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调查、起诉和司法机关活动的规则,但它大大减少了任意行使国家起诉权的可能性。

正因为如此,刑事诉讼法也被称为“小宪法”和“人权法”。具体而言,它保护被告的人权。抽象地说,它保护所有公民的权利不因国家滥用起诉权而被剥夺和限制。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尽管检察官的标准不可避免地参差不齐,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受过专门的法律教育。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会给被告及其家人带来什么后果。此外,由于存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标准和无罪释放的内部调查机制,检察官在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时也很谨慎。在实践中,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进行补充侦查是很常见的。所以,最后的结论是,

在刑事案件中,大多数被告都有罪。

,这个比例我没有查阅相关数据,但我认为99%以上都没有夸大(请打脸)。另一方面,被告的最后陈述,顾名思义,是在法庭听证后作出的陈述。从刑事诉讼的纵向运行过程来看,刑事案件事实的调查大部分是在侦查阶段和起诉阶段完成的。对于可能有疑问的部分,将留待法庭调查和法庭听证会上进行辩论。因此,

在被告做出最后陈述之前,刑事案件的真正调查已经结束。

在这个阶段,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都对案件本身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此时,如果被告仍然撤回他的供词并声称他是无辜的,如果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事实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些已经提交了),法官将不会相信被告所说的话。面对检方提交的大量证据,被告的毫无根据的辩护大多是狡辩(因此,请不要认为法官对供词的漠视是对未来的歪曲判决。他们通常只是选择更充分的证据,更值得信赖。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第一个结论:被告的最后陈述无助于发现案件的真相。

二。被告最终陈述的实际效果——实际量刑情节

既然被告的最后陈述无助于发现案件的真相,它的效果是什么?有些人对这一点的回答一针见血,不需要重复太多。

第二个结论:在司法实践中,被告的最终陈述相当于事实上的量刑情节。如果被告在最后陈述中认罪,法官可能会在量刑时给予他优惠待遇。不认罪的人可能会比认罪的人受到更重的处罚。然而,我国刑法并未规定被告人的最终认罪可以作为法定的量刑情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化功能呢?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但就我所知的司法实践而言,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这已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默认规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话经常出现在各种电影和电视剧中。长期以来,我国公安机关一直将此作为一种讯问方式。近年来,由于刑讯逼供的风险,抗拒从严受到学者的批评。司法实践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受欢迎了(也有)。然而,作为一项减刑刑事政策,对供词的宽大处理可以反映国家对罪犯的宽容,并作为法定的减刑情节保留下来。第二,我国对犯罪嫌疑人没有严格的定义,长期以来举证责任分配不清,导致司法实践中许多案件难以辩护。辩护律师的发挥空间有限,经常选择量刑辩护。投降和立功并不常见。辩护律师经常选择被告的悔过作为认罪和从宽处理的法律减轻情节。在庭审期间,法官看过被告的供词和辩护。除了了解控方和辩方的意见,通常还会对被告是否悔过做出判断,而被告的最终陈述会成为最终确认其判决的基础。如果以前的证据证明被告真诚悔过,并且被告在最后陈述中认罪,法官将认为他真诚悔过,并将给予他刑法规定的量刑优先权。然而,一旦被告在法庭上撤回他的供词并拒绝认罪,法官将认为他没有真诚悔过,并将在判决中处以比供词更重的刑罚。

当被告的最终陈述实际上影响了法官的量刑判决时,该系统就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量刑情节”

在发现这一点后,有经验的辩护律师会合理地利用它来提醒他们的委托人在他们的最后陈述中真诚地忏悔。

Iii .被告最后陈述的程序意义——3354判决的可受理性

目前,无论是程序法学者还是实体法学者都在谈论程序正义,教科书都写道程序正义具有工具价值,即确保实体正义的实现。同时,程序正义也具有独立的价值,体现在制约国家权力、保障人权等诸多方面。在这些独立值中,有一个非常模糊但非常关键的值——,它提高了裁判的可接受性。

裁判的可接受性是指裁判能够被公众和被告合理接受的程度。它涉及公众和被告对裁判的制作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性和合法性的判断。

为什么裁判需要被接受?在欧洲早期,弹劾被用于刑事诉讼。在这种模式下,每个人都有权起诉罪行,国家机关只是中立的法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弹劾诉讼模式因其效率低、难以保障公正而逐渐被淘汰。人们开始试图将自己的犯罪起诉权转移给国家,由此产生了纠问式诉讼模式,这种模式逐渐转变为当前英美法系的诉讼模式和大陆法系的职权模式。公民放弃向国家起诉的权利,希望国家能够高效、公正地调查犯罪,保护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这种权力转移意味着牺牲和信任。与此同时,国家必须建立司法权威,并尽最大努力确保每个刑事案件的公正性和可接受性。那么,如何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呢?在这一点上,许多圣贤都写过,而我的水平有限。我将只简单列举几点。

1.开放程序

2.程序参与

这一点我实在想不出比陈瑞华的话更精辟的论述了:

3.双方的听证会

在刑事诉讼中,“双方”是原告和被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听证原则源于英国的自然公正,即法官在做出判决时必须公平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和证据。如果法官只听取原告一方的意见,而忽视被告的辩护,被告会觉得自己不受尊重,成为起诉的对象。因此,即使被告被判无罪,他也不能对法官的判决过程感到满意。这一点在我国的司法状况中,概括起来就是:有一定的形式,但实际效果令人担忧。

4.公平比赛

在国家起诉犯罪的诉讼模式中,被告(之所以使用“被告”的概念,是因为在我国,被告只有在进入起诉阶段后才被称为被告,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被称为犯罪嫌疑人,而罪犯在判决后被称为犯罪嫌疑人)在专业而强大的国家机关面前非常软弱。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系列规则,通过法律来规范国家机关的权力,同时赋予被告一系列对抗检察机关的诉讼权利,辩护律师这一职业的出现有助于被告对抗国家检察权。如果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权力不平等,就可能导致判决结果被强者所控制,使得诉讼中难以实现正义,甚至更难说服公众。我国目前这一点的现状是辩护律师拥有一定的诉讼权利,但辩护律师的作用有限,难以与公诉竞争。在介绍了上述四点并回到被告对系统的最后陈述之后,它必须非常容易适应。我们可以得出最后的结论,那就是,

被告的最后陈述给予被告参与诉讼的权利和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该制度只有一些象征意义和人道主义色彩,但它在安抚被告的心灵、使被告在定罪时感受到国家的谨慎和对自己的尊重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最终在一点上发挥作用:提高判断的可接受性。对被告来说,即使他不愿意服刑,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判决的抗拒。对于公众(尤其是观众),被告的最后陈述使他们感受到了法院判决的自由裁量权和对人权的尊重,也更能接受判决结果。这些对于实现人们眼中的公正审判,维护司法权威具有重要意义。总而言之,对于

被告最后陈述了这一制度。从其程序价值和效果来看,或许其立法初衷是为了尊重被告的人权,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从而维护司法权威。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下,它衍生出了一种体现在“事实量刑情节”中的功能。作为程序正义的坚定支持者,我个人认为这是对程序正义价值的一种损害,因为在轻判的诱惑下,被告可能会违背自己的意愿做出最后陈述。轻的是不服判决的人,重的是无辜的被告,他们选择认罪,并根据利益衡量获得较轻的判决。最后,我引用一首古埃及的诗,它也来自陈瑞华老师的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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